4.蓟丘及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王宫位置。
唐司马贞《史记·燕乐毅传·索隐》:
“蓟丘，燕所都之地”。结合“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磿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鹤，植于汶篁”的记载，那么，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王宫当在蓟丘(金顶山)一带。
“齐器设于宁台”，说明宁台是专门为陈设燕国战利品-齐器的高台。而“元英、磿室在宁台下”，正殿-元英，宗庙-磿室在宁台之下，说明宁台是个祭台，主要祭祀以北辰为主的天神的。燕国在战胜齐国获得齐器后，设齐器于祭台上告慰上苍，终于获胜了，国家强大了。可见这个祭坛-宁台当是个圆形的平台。
那么，宁台在哪里？
蓟丘(金顶山)南200米处的街心公园内有“龟山”(图71、72)，是天然石头山，上覆以土，局部岩石裸露。主体呈圆形，底径约60米，顶呈直径20米的平台(图73)，高约9米，形似龟背，南侧的台阶形似龟首，故名龟山。
民国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云“山南里余平野中，土阜岿然，如龟伏地，曰龟山。旧有灵异，土人耕其上莫敢犁平也”。由此记载，可见过去在龟山上有很厚的耕土，还没有露出岩石。比现在还要高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占领了这里，在上面建有碉堡，留存到现在。
以前笔者在龟山坡处捡到过古代的瓦片。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在龟山旁边捡到带有卷云纹的陶豆柄(图74、75)，他判断是战国时代的豆，而汉代的豆一般是素面的。豆是盛放供品的，往供台上放，祭祀祖宗的礼器。生活中也可以拿豆来盛饭、肉等，来双筷子，扒拉着就吃了。
由于龟山是圆形平台，它与祭台-宁台形状相合，宁台下有宗庙-磿室，是祭祀祖宗的地方，在龟山下发现战国时期祭祀祖宗的礼器-豆，而蓟丘是金顶山已确定，那么，金顶山南的龟山即是“宁台”。此地西南不远处就是北辛安，这也符合《光绪顺天府志》:“……北辛安旧有宁台近此”的记载。
西周时期的蓟城与“燕城”大小当相仿。再根据蓟丘的面积，蓟丘南的宁台一带是宫室，推测西周时依托蓟丘而建的“宫殿与祖先宗庙为一体”的蓟城，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1200多米(图76)。
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围绕蓟丘而建的小城的基础上增建了郭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图77)。这样围绕蓟丘而建的小城处于整个郭城的西北隅，它依然是王宫所在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秦始皇的命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这时的蓟城被秦军拆毁。
到了西汉又在蓟城城址基础上复建，并把王宫建在大城的西南隅。
蓟丘遗存，今名金顶山，也称琅山。由数个高低不等的小包构成，主峰海拔140.5米。鸟瞰蓟丘，形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展开的“翅膀”长800多米，南面的“鸟头”至北面的“鸟尾长600多米(图78)。
蓟丘上有轩辕台。
学者关续文和门学文判断主峰是轩辕台。
笔者在主峰北侧见到直径约20米的圆形平台，推测这里是祭祀黄帝的轩辕台(图79)，主要用于燎祭。
笔者曾问过门学文先生在金顶山上发现过带字的瓦当吗？门先生说，有“吉羊”二字的瓦当。还有直径约5厘米的陶“霎”，是古代衣服上的佩饰，它和璧形制一样但比璧。
笔者好友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曾在金顶山主峰南侧土层采集到叠放在一起的被打碎的陶璧，直径10一14厘米不等(图80)。与汉墓出土的陶璧相似，推测它是汉代陶璧。
陶璧是祭祀礼器，把它和轩辕台联系起来，推测主峰顶上有享殿，里面供奉有黄帝牌位，供台上有陶璧等祭祀礼器，祭祀时陶璧被打碎，象征升天的黄帝已享用，之后将打碎的陶璧等埋藏在享殿南侧。
主峰的享殿，或称“轩辕庙”，而后面的圆形平台主要用于燎祭。或者前后二台是个组合，统称:轩辕台(图81)。
史载“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最初这里是黄帝后人祭祀黄帝的地方。后来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为人们共识，在这里搞祭祀黄帝的活动可能延续到汉晋。
到了唐初诗人陈子昂到蓟丘上“求古轩辕台”，说明这里早已没有祭祀活动了，只剩下“轩辕台”遗迹了。而“享殿”处已是“蓟丘楼”。
金顶山顶西侧有一石臼，直径约22厘米，深约18厘米(图82)，推测它是唐代时固定蓟丘楼的角檐支柱的柱础(图83)。在石臼东面约6.4米的地方的南面，发现有岩石开凿的台阶，台阶蹬步宽约30厘米，高20一30不等，台阶横宽约1.2米(图84)。古人是由此台阶进入蓟丘楼的，台阶与下山道连接(图85)。以石臼和台阶为坐标，推测东、西角檐支柱宽约12.8米，建筑面阔约10米，进深约10米。
从主峰四周散落的瓦片看，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认为还有金元时期的(图86)。
到了金元时期，主峰顶上是寺庙。
金代·刘迎《寄题蓟丘僧房》:
道人休去白云边，老矣分明懒瓒然。
参学谁能知许事，退休聊得息诸缘。
忘形马迹车尘外，适意山光水影前。
想得松根憩寂莫，坏残云衲半垂肩。
在民国八年(1919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北京西山地质图》中，金顶山(金鼎山)主峰顶有“卍”字的佛寺标志，说明在民国时主峰上还有寺庙(图87)。
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队战领这里拆掉了寺庙，建了炮楼，现在只剩地基。
金顶山上还有石块磊彻的墙体残迹(图88)，宽约65厘米，它在山脊上蜿蜒(图89)。可能是清代礼王坟的兆域外围墙，金顶山北麓有礼王坟(图90)，那里前几年还有虎皮石围墙遗存(图91)，附近还有石彻排水口等地面遗存。现在被在建的石景山水厂占用了(图92)。
主峰南过去建有水塔，七十年代水塔北侧山包被炸掉一半，山体被破坏(图93)。
现在金顶山上面地表局部还有很厚的原始土层，有的坡地还种上了庄稼。
学者李庚先生曾在金顶山主峰发现状若“石斧”的石片(图94)，但不确定是不是古人制作的工具。联想到金顶山距此不远的门头沟区卧龙岗、丰台区鹰山发现都古人类遗址并出土有石斧。这一带曾是古人类居住区可能性在增大。
关于“蓟”的演变的探索:
《说文》：“契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契阝也。从邑（阝）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契阝县。契阝，《唐韻》读计，《集韻》通作蓟。段玉裁说：契阝、蓟古今字，蓟行而契阝废”。是许慎所说黄帝后裔契阝国，即孔子所说的蓟国。此国，东汉置以契阝县（《后汉书·郡国志》作蓟），文谓属上谷郡。东汉上谷郡，于建武十五年并有广阳郡，而古蓟城正在上谷郡辖区[27]。
从琉璃河“燕城”考古发现青铜器铭文及燕昭王剑身铭有“郾王职作武业鐯剑”字样来看，在西周至战国，“燕”本是“匽、郾”，而“蓟”本当是“契阝”。那么，为何秦汉之后成了“燕、蓟”，这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文字为主体统一文字，焚书坑儒消灭六国史有关。
“契阝”，是由“契”和“邑”构成，有学者认为，契阝，即契的邑。即是属于契管辖的一个城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任为司徒，主持教化人民，封于商，契为商族或殷商之始祖。
5.蓟城周边的墓葬分布和“蓟县故城”废毁时间。
(1)蓟城周边的汉代王陵分布。
汉代蓟城是燕国的都城，后来是广阳国都城。在蓟城周边有燕王陵与广阳王陵。以王礼安葬的有，燕王:刘建、刘泽、刘嘉、刘旦；广阳王:刘建、刘舜、刘璜。共有七座王陵，还有与王陵相伴的王后陵等及陪葬墓。
燕灵王刘建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陶然亭公园西。金代迁葬顺义。
燕敬王刘泽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有“高梁之水东经燕王陵北”的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莲花池北面的莲花桥东侧，过去有“土丘”(图95)，疑是其陵。
此陵在宋辽之际讹称燕丹陵，认为是战国末年燕太子丹的陵墓。太子丹逃亡辽东被杀，当就地埋葬在辽东。
燕康王刘嘉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陶然亭公园西。金代迁葬顺义。
燕剌王刘旦的陵墓位置:
刘旦的陵墓史称“戾陵”。根据《水经注》记载在梁山上，判断梁山即今红光山。
广阳顷王刘建的陵墓位置:
即是大葆台汉墓。在大葆台汉墓中，只留下一个纪年遗物，即残漆器底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在汉代燕王、广阳王中，只有4人在位24年，排除其中的刘嘉、刘定国、刘旦，锁定广阳顷王刘建墓在此。大葆台汉墓1974～1975年发掘。两墓东西并列，东侧1号墓墓主是卒于元帝初元四年（前45）的广阳顷王刘建，西侧2号墓墓主为其妻。两墓早年被盗。2号墓形制与1号墓相似，但破坏严重，只出土少量文物。
广阳穆王刘舜的陵墓位置:
“2017年10月14日，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武家璧、黄可佳老师带领7名研究生对京西老山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老山山顶附近发现两处汉代建筑基址及两处大型封土遗迹。
新发现的几处汉代遗迹位于老山山顶，在著名的老山汉墓的西北方向。在老山山顶的观景台及其西侧发现有两处近似于覆斗形的大型封土堆积，东侧稍大，边长约45米左右，其西侧几十米外的另一处封土稍小，边长约35米。
据初步观察，新发现的几处汉代遗迹可能是汉代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及其附属的陵寝建筑，从其位置看，位于老山山顶，地位显要，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及其夫人的陵园所在。陵园所在的老山，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载的梁山。老山汉墓位于山顶建筑的东南侧，应属于辈分和年代更晚的燕王陵寝”。[28]
笔者推测，老山山顶发现的两处覆斗型封土，可能是广阳王刘舜及其王后的陵墓所在。
广阳思王刘璜的陵墓位置:
公元2000年考古发现“老山汉墓”，专家依据出土文物判断是王后陵。
据专家介绍，在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发现的耳杯中，一对耳杯上还留有字迹，其中有两个字是用朱笔写的“东宫”，还有两件漆器的残片上写有“Ⅹ阳宫”字样。
笔者推测“Ⅹ阳宫”当是广阳宫。汉代燕国因燕王刘旦谋反而国除，后来封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始有广阳国，王宫名为“广阳宫”。
笔者推测这次发现的“老山汉墓”是广阳思王刘璜的王后陵。而刘璜的陵墓在它的旁边。
各王陵旁边都有陵邑，陵邑往往建在蓟城向外辐射的交通干道上，整体对蓟城形成巩卫。(图96)
蓟城通往潞城的干道上有广阳穆王陵的陵邑、燕敬王陵的陵邑、燕康王陵与燕灵王陵的陵邑。
蓟城通往阴乡有广阳顷王陵的陵邑。
蓟城通往居庸关有戾陵的陵邑。位置在今模式口村，扼守古代的磨石口。
(2)蓟城周边战汉魏晋中小型墓葬分布
1986年首钢在红光山东麓施工时出土了明代新宁伯谭祐墓志铭，其墓志云:“石经之麓，唯旧有阡。若马之鬣，新封岿然。我最其德”，说在石经山(红光山)东麓谭祐墓附近有马鬣坟。
这种坟头形状的墓在战国到魏晋都有流行。1945年的航拍图显示在谭祐墓北边有两座大坟包，不知是不是墓志所称的马鬣封(图97)。这里可能是汉晋及之前的墓葬区。
1997年3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在八角村西北部堆积有河卵石的下面清理了一座砖室墓，该墓为前后双室结构。八角村这一带可能是汉晋时期墓葬区。
老山东北坡曾发现秦君汉阙墓表，老山南坡发现“老山汉墓”，又在山顶发现汉墓。老山一带发现战国至汉晋墓葬众多。
(3)蓟城内疑是战国时代墓葬区
关续文《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云:“在土龙岗西侧发现鱼骨盆残片最多。梁先生至此插话:“田顺庄北我家的祖茔也出土过这种残片”。据《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62页):“作为东周时期燕国地域瓮棺葬具的主要器类-搀合多量石英、云母的夹砂红陶釜及陶质与此桐同的“鱼骨盆”类陶器残片，解放前在北京地区即有若干发现。仅据安志敏先生在1950年时所介绍的遗存地点，就有:西郊古庙村、石景山、黑山、双女坟、双义庙、铁家坟、刚公坟、辽金故城址、八里庄、良乡琉璃河等。虽不能断言凡出“鱼骨盆”类陶片的遗址，都必有瓮棺墓存在，但它毕竟为考察瓮棺墓的分布，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参考线索”。
古城一带在战国时代可能是蓟城内的瓮棺墓葬区。
(4)蓟县故城内，发现时间最早的墓葬是唐代晚期墓葬，比如，1995年在古城村出土唐宝历元年(825年)张氏墓。
金、元、明、清墓葬也都有发现。……
(5)推测“蓟县故城”的废毁时间。
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农历二月和八月今延庆一带发生两次六级地震。刘靖之子刘弘将军这一年驻守蓟城。戾陵堰经过地震的考验而完整无损。晋司隶校尉王密为了蓟城百姓纪念刘靖造戾陵堰开车箱渠的功绩，于农历九月二十日刊《刘靖碑》立于蓟城的东门内道路的北侧、高梁河的南岸。
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农历六月，山洪暴发冲毁了戾陵堰，刘弘将军组织人力修复。同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二府文武之士”立《遏表》记录这一历史。
由于戾陵堰被洪水冲毁过，今后洪水何时再度将戾陵堰冲毁不可预知，使得处于高梁河流经的蓟城的安全没有保障，可能是这样的原因，才在别处另建新的蓟城。选址在远离高梁河的汉代燕王陵园邑的地方建设新的蓟城，因地制宜的规划为南北五里，东西七里半的大城。大约于公元300年新蓟城建设完毕，蓟县治所王府等迁入新蓟城，从此旧蓟城被称为：蓟县故城。
东晋时蓟县故城内的“故征北府小城”还成了刘琨屯兵之处。说明东晋时蓟县故城的城墙还很完整，还没毁坏。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蓟县故城”，可见北魏时蓟县故城还没有完全毁坏。
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还提到“蓟县故城。之后就没有文献再提及它。
蓟县故城内，今人发现时间最早的墓葬是唐代晚期的墓葬。
由唐初还有“蓟县故城”的记载，之后不再有记载，结合唐代晚期墓葬出现在城内，可以想见，蓟县故城是在唐代中期已经彻底毁掉了，在唐代晚期这里成了墓葬区。
那么，在唐代中期是什么毁掉蓟县故城的呢？
蓟县故城内有高梁水穿城东流，蓟县故城南又有漯水东流。蓟县故城东墙外的八角村发现的晋代“刘琨墓”正处在二水之间。“该墓葬发掘时，墓顶距地表约3米，地表下约1.5米即见砂石，该墓被埋在砂石层下，由地层断面可以看出被水冲积的卵石和砂石的痕迹”。可见晋代“刘琨墓”上的砂石当是后来的大洪水使河流决口改道至此所导致的。
唐代是大洪水多发期，“如唐贞元二十一年(647)、开元十四年(726)、十五年(727)、建中六年(780)、贞元八年(792)，元和元年(806)等，都发生过大洪水。贞元八年的大洪水使“幽州平地水深二丈”，这样的大洪水很容易造成河道的变迁”[29]。
由上可见，是唐代中期(715年一810年)的历次大洪水导致河流改道最终将蓟县故城冲毁的(图98)。
唐代中期以及后来的大洪水将蓟县故城内的大量遗物冲到下游。1974年春，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附近见到磨去棱角的陶片，当来自这里。
201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石景山区古城一带为“老古城地下文物埋藏区”。现在该区域内已建有“北辛安城市记忆公园”(图99)。笔者推测这个公园的地方就是汉晋燕王宫所在地。
2016年又公布金顶山一带为“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藏区”。
现在金顶山东侧已拆迁完毕(图100)，龟山南侧也要建设(图101)。
在此呼吁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组织专家学者研讨论证，加快推进老古城和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藏区的考古发掘进程。
如有可能的话，石景山区金顶山、龟山、老古城一带以及西城区的万寿公园将来可以建设成遗址公园，并把旅游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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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网名:帝靑王春，业余研究方向为:《水经注》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